寧津蟋蟀

寧津蟋蟀文化館一隅

蟋蟀罐 戴玉亮 攝

初秋時節(jié),記者到寧津縣采訪。適逢當?shù)卣谂e辦全國性的蟋蟀文化節(jié),各地蟋蟀愛好者和玩家云集,蟋蟀市場一派興旺景象。走訪市場,與玩家交流,觀看當?shù)鬲氂械捏拔幕^。蟋蟀,這種看似普通的小小昆蟲,引發(fā)了記者探本溯源的濃厚興趣。

斗蟋緣起唐朝說

寧津縣文化館專家楊柱山稱,中國的斗蟋之風源遠流長,成風氣應起于唐代,有可能是從某些寂寞的宮女打發(fā)時光開始的。該縣文化局副局長楊承田則認為,興于宮中是可能的,但最早肯定來自民間。蟋蟀天性好斗,老百姓在耕作之余,在田間地頭就有可能斗起來。

有研究者認為,從唐代開元年間的社會風氣看,斗蟋蟀出現(xiàn)在此時是極有可能的。那時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從李隆基到民間百姓,享樂之風蔓延,斗雞走狗成風。李隆基喜斗雞,便在宮中建起雞坊,定時舉行斗雞比賽?；实鄣膼酆贸３Ｏ裎烈咭粯友杆俑腥菊麄€社會。在這種氛圍下,出現(xiàn)斗蟋蟀的游戲,為皇上多一項娛樂活動,似在情理之中。

至于人們是如何發(fā)現(xiàn)蟋蟀有善斗習性,并使它發(fā)展為一項游戲的,有人設想了以下幾種可能。

一是在偶然的情況下,人們看到雄性蟋蟀在交配期為爭奪配偶而展開搏斗,于是好奇心驅使他們捉來雄蟋蟀,雙雙放到一起,讓二蟲搏斗廝殺。二是當宮女或民間小兒在捕到蟋蟀養(yǎng)在小籠里聽聲解悶的過程中,無意間發(fā)現(xiàn)兩只蟋蟀放在同一只籠里,就會出現(xiàn)視若仇敵般的爭斗,于是開始有意識地引逗,并從中取樂。比較而言,后一種可能性更大。自然界的野生蟋蟀交配多在晚上,人們可以聽到雄性招引雌性的鳴叫聲,但不易發(fā)現(xiàn)兩雄爭風吃醋的場面。因為野生蟋蟀選擇配偶的機會很多,似乎用不著為此而爭斗。第三種可能是,斗蟋蟀一開始就是受斗雞的啟發(fā)而產(chǎn)生的。既然皇上酷好斗雞,又有因斗雞有方而得寵者,一定會勾起某些嗜利鉆營之徒的極大興趣,他們便在其他禽蟲上進行試驗,結果發(fā)現(xiàn)蟋蟀的斗性最強,場面最吸引人,于是便將其精心養(yǎng)起來,或作貢品以邀寵,或留作自己閑時玩賞。

斗蟋蟀從發(fā)現(xiàn)到普及,其實不需太長時間。一方面斗蟋蟀是一種很好玩的游戲,本身具有獨特的娛樂效果。另一方面,玩養(yǎng)蟋蟀是一件簡便易行的活動,既無需多大財力,又不甚勞神,只要從野外捉來,稍加調(diào)養(yǎng),即可擺開戰(zhàn)場,這比斗雞走狗一類的活動更簡單。斗蟋之初,是一種純娛樂游戲,并沒有用于賭博。但很快人們發(fā)現(xiàn)用斗蟋蟀進行賭博更具刺激性。這為斗蟋增加了“催化劑”,斗蟋活動開始高速發(fā)展,至宋代達到相當規(guī)模。

楊柱山和楊承田都認為,蟋蟀文化是具有濃厚東方色彩的中國特有的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種結晶。其內(nèi)容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通過斗蟲可以展現(xiàn)人的智慧；二是斗蟋有一整套規(guī)則,比如斗蟋要稱重,如同舉重、摔跤、柔道等一些體育比賽一樣,要分量級。與此同時,蟋蟀從捕到斗、養(yǎng)都很講究,需一系列的工具。

傳說:皇后化蟋蟀

楊柱山先生稱,寧津蟋蟀的出名是從明朝開始的,之前在正史里找不到記載。明宮廷中斗蟋之風盛行,據(jù)說明朝時兩個官差特地到寧津看蟋蟀資源,為朝廷提供貢品。之后,這個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清朝。

除中科院昆蟲研究所所長吳寄傳教授所著、1991年出版的《中國寧津蟋蟀志》外,關于寧津蟋蟀,史書中幾無資料可尋,但民間傳說頗多,最有名的有兩個。

傳說其一可追溯到北宋?；铡?SPAN style="BORDER-BOTTOM: #000099 0px dotted" name="HL_TAG">欽二帝疏于國事,整日沉緬于酒色,揮霍無度。他們花重金建起斗蟋臺,親自為斗勝的蟋蟀封號命名,“金頭大將軍”、“綠袍大王”、“黑衣大圣”、“紫衣大圣”等。當時東京汴梁(今開封市)的斗蟋市場非常活躍,就連女人、小孩都加入斗蟋隊伍。

宋徽宗的皇后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兒,名叫王敏。王皇后從小飽讀詩書,對皇帝不理朝政、整日躲在宮里同嬪妃斗蟋看不下去,多次勸說?；实燮鸪踹€能聽進去,時間久了就疏遠了皇后。王皇后一番好意卻被冷落,很是抑郁,不久得病而亡,年僅25歲。為了繼續(xù)勸說丈夫覺悟,她變身一只烏頭金翅大蟋蟀,經(jīng)過數(shù)次擂臺賽,終于來到皇帝身邊,終日在其耳邊啼鳴“夫君醒來!夫君醒來!”

公元1127年,金兵大破東京汴梁,活捉了徽、欽二帝,宮中之物亦被搶掠一空,一同車裝船載運往幽州,其中有一紅棚大車上裝滿鑲嵌珍珠、寶石的精致盆罐。行至位于鬲津河畔的臨津縣(今寧津縣),天氣突變,烏云滾滾、雷聲隆隆,一聲霹靂,紅棚車裂盆碎。隨著王皇后化身的烏頭金翅大蟋蟀的一聲鳴叫,群蟲齊聲振翅高歌,跳進青紗帳里無影無蹤了。欽宗見狀,凄然淚下,哀曰:“爾等早早逃亡,待到天朝盛世,再讓你們拜帥稱王?！卑税倌旰?寧津蟋蟀稱霸中華,多次獲得國際國內(nèi)大賽冠軍。

傳說之二到了清同治年間。當時寧津陳莊的蟋蟀在京城已小有名氣。這年,逢慈禧太后生日之際,準備大慶一番。太監(jiān)李蓮英建議增添斗蟋一項助興,老佛爺很滿意。于是,李蓮英派兩個手下人賈大鼎和郭老福,到陳莊選蟲子,并叮囑要選個大的,成色好的。二人到陳莊后喝斥人們到地里捉最好的蟲子進貢。其實,他們根本不懂什么成色,只記住了“個大的”。當上好的蟲子貢上來后,都因“個不大”而沒被選中,村民們還挨了臭罵,甚至遭衙役棒打。村中幾個捉蟋蟀的人一商量,決心捉弄一下兩太監(jiān),出出氣。于是他們在地里捉到幾只特大的雌蟋蟀,把顯示雌性的尾巴剪掉,獻了上來。兩太監(jiān)一見,如獲至寶,裝進箱里,運回京了。沒等慈禧壽筵開,蟲子便獻到了李蓮英面前。太后聽說后,欲先睹為快,讓選兩只斗斗看。李蓮英把兩只最大的放在一起,可幾經(jīng)挑逗,不見相戰(zhàn)。仔細看時,才知是兩只雌的。慈禧頓時大怒,因掃了興,更因“雌蟋”與“慈禧”同音,大忌。雌蟋上不了場,影射了女人專權之逆。她以為是兩個下人故意耍弄她,便下令將他們下獄。

現(xiàn)實:寧津蟋蟀變“金蟲”

中國蟋蟀文化南方以江、浙、蘇、杭、滬為代表,北方以京、津、冀、魯為代表。而真正的蟋蟀名產(chǎn)地,當屬齊魯北方大平原。吳寄傳認為,山東是蟋蟀王國,而寧津則是蟋蟀王國王冠上的寶石。因寧津特有的地理位置,土壤種類與生態(tài)條件,以及相應的氣候因素,常年籽粒品種特性的遺傳,使寧津得天獨厚,所產(chǎn)蟋蟀兼具南北蟲的優(yōu)點。

寧津地處北方較干旱區(qū)的南部邊沿,故寧津蟋蟀具有北方蟲的堅強斗性與耐力,兇悍頑強,皮厚牙堅,而又具有南方蟲的魁梧,頭大、項闊、腰圓、體形高厚勻稱。在格斗時咬法多樣全面,既有南蟲的爆發(fā)力,又有北蟲的體質與咬死不走的頑強斗性。

寧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大翅子在蟋蟀中為異形福相,是蟋蟀中的佼佼者。一般地區(qū)翅子的產(chǎn)量極少,可稱百里或千里挑一,在北方如北京,幾百條蟋蟀中也找不出一條翅子。而在寧津,如果當年雨水好,翅子的比例能達到5%,個別村子,出翅子比例更是高達8%。寧津翅子的皮色以大青翅為主,其次為紫翅子,麻頭與黃翅子相對少見。寧津翅子能咬善斗,咬法多樣,靈活且有后勁,多出將軍。有人用寧津翅子出戰(zhàn),十有八勝記錄。寧津蟋蟀近年來多次在全國大賽中奪冠。楊承田說,全國大賽中的名蟲中,寧津蟋蟀至少占到3成。

每年立秋后,來自全國各地的蟋蟀愛好者涌入寧津,捕捉、購買蟋蟀。這也成了當?shù)剞r(nóng)民增收的“金蟲”,一只蟋蟀少則幾元幾十元,多則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過萬元,在柴胡店鎮(zhèn)就流傳著“二月富萬戶,一厘值千金”的說法。據(jù)估算,蟋蟀每年為當?shù)貛斫鼉|元的收入。在市場上,記者看到,一只品相較好的蟋蟀,動不動就是一兩百元。

近年來,寧津縣先后建起了四個蟋蟀交易市場,為外來購蟲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在縣文化藝術中心建成了國內(nèi)乃至世界一流的“中華蟋蟀文化第一館”,館內(nèi)收藏蟋蟀罐216對,各類蟋蟀用具39種,蟋蟀標本71個,以多媒體動畫、浮雕、圓雕、展板、名人字畫等形式進行展示。

·相關鏈接· “蟋蟀宰相”和《促織經(jīng)》

除北宋的徽、欽二帝外,南宋太師平章賈似道是歷史上另一個著名的蟋蟀迷。據(jù)《宋史》載:“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嘗與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大事耶?”當時蒙古人進攻中原,形勢十分危急,但賈似道卻置國事于不顧,仍然在陪著群妾斗蟋蟀玩樂,可見其何等昏庸。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使他背上了千古罵名,后人戲稱之為“蟋蟀宰相”。

拋開賈似道為政的功過不講,單就他對蟋蟀的癡迷來說,確有值得稱道的東西。他對蟋蟀不僅是玩玩而已,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寫的《促織經(jīng)》,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此書共二卷,分論賦、論形、論色、決勝、論養(yǎng)、論斗、論病幾部分,對蟋蟀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后來出現(xiàn)的一系列《蟋蟀譜》、《促織經(jīng)》,幾乎無一不是以賈氏《促織經(jīng)》為藍本,除了內(nèi)容上稍有增益,體例上沒有什么突破。

賈似道的《促織經(jīng)》前有一段《促織論》,是一篇內(nèi)容豐富的蟋蟀專論。作者首先探討了人們玩斗蟋蟀的原因,主要在于蟋蟀雖為“微物”,卻有“似解人意”的靈性,尤其是二雄相爭的“英猛之態(tài)”,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備的,而這正適應了尋勝獵奇的“人之所好”,故君子“取而愛之”。接著,他又通過對斗蟋蟀歷史的考察,進一步說明這項活動之所以受到公子王孫,乃至庶民百姓的喜愛,是有其必然性的。另外他對蟋蟀的生活習性、品種優(yōu)劣、調(diào)養(yǎng)醫(yī)病諸問題也有精辟的見解,并認為這些是在決斗中取勝的關鍵。

從賈似道的《促織經(jīng)》中可以看出,斗蟋蟀的技藝至南宋時已經(jīng)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基本上脫離了初期的質樸狀態(tài),開始由簡單的“游戲”向“藝術”過渡,并由此而始,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融入了龐大的中國文化體系中。當然,任何理論的產(chǎn)生,都是建立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之上的。賈氏《促織經(jīng)》實際上并非一人一時之作,它是在斗蟋蟀游戲相當普及的社會基礎上,總結一代又一代玩家的心得體會而成的,是無數(shù)人情趣與心血的結晶,充分表現(xiàn)了當時人們對蟋蟀的認識水平。例如關于蟋蟀的種類,在外行人看來,除大小及色澤稍有差異,幾乎看不出有什么區(qū)別。但在《促織經(jīng)》里,僅體色就分為青、黃、紅、紫、黑、白；而紅又分為真紅、水紅,青又分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蝦青、蟹青等。而且人們還發(fā)現(xiàn)了蟋蟀的體色與其斗性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的說法。再如蟲具問題,《促織經(jīng)》里經(jīng)常提到“古舊大盆”、“下盆”、“盆窩”,說明當時已改為用土盆飼養(yǎng)蟋蟀。由金玉牙籠改為土盆,當然不是因為樸素,而是對蟋蟀生活習性認識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