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慧
唯一為他做過的事是倒了兩杯水。如果這也算的話。
第一次見他似乎是在2011年。那天下午,弟弟容錚打電話說,詩人梁小斌老師來德州了,艷國老師叫他過去。我說,就是那位寫《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梁小斌么?我也想去,行不行?弟弟說他問問。一會兒弟弟回電話說行,讓我打印兩篇文章帶上。
高老師的夫人也過來了。高老師對夫人指著我跟弟弟說:“姐弟倆,都很有才華,打工,寫文章,不容易?!鄙┳有χc點頭。
那時候我剛開始發(fā)表文章,弟弟的第一本書《青春》剛印出來。高老師在他外甥、我同事小蘇那里看到了弟弟的書,開始關(guān)注他。此后,他“不分場合”地提起、推介我們姐弟倆。那一期的《青年文學(xué)》“文學(xué)地理·德州”欄目,我和弟弟跟德州的作家們一起亮相。那一期的《第三岸》,我跟弟弟在“雙桅船”欄目被重點推出。
不求回報地幫助人,已經(jīng)成為他的習(xí)慣,耗費心力的習(xí)慣。在我,和像我一樣的底層寫作者,是命運的轉(zhuǎn)折。
第二次是2012年在太原,他看著我新發(fā)表的文章,說:“這兩年你進步很大。”我跟他開玩笑:“真的嗎?我可當(dāng)真了啊。”我一直自卑,老是對自己的文章不滿意,尤其跟弟弟比,覺著自己寫的什么都不是。
第三次見面時,我在山西《名家名作》雜志社任職。當(dāng)初創(chuàng)刊,需邀請文學(xué)顧問。我給高老師打電話,請他幫忙。他邀請了包括張煒、蕭立軍等在內(nèi)的幾位重量級顧問。高老師知道我們剛創(chuàng)刊,約稿壓力大,給我們出主意,直接去魯迅文學(xué)院約稿,他是魯迅文學(xué)院第24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的班長,可以組織。那一回,我們聘請了多位“特約作家”,現(xiàn)場為大家頒發(fā)了聘書。高老師也被我們聘為編委。
第四次見面,是2016年從山西回到濟南,去《山東文學(xué)》編輯部看他?;厣綎|以前,弟弟說過高老師病了,做了手術(shù),瘦得厲害。我對“厲害”的程度有了一個預(yù)期,見面還是愣了。
他講笑話給我們聽。說采風(fēng)活動上,有位作家一邊握著他的手,一邊四下里張望:咦?艷國沒來么?我笑一下,迅速低下頭,面前的報紙字跡模糊起來。
他拿著電水壺,放在進門左側(cè)的插座上燒水。電水壺是常見的1.2升的,我看見他的手在抖。水開了,我端起來,走到辦公桌前。他指著一個搪瓷缸說,倒這里邊吧,你自己涮個杯子。我說我不渴。倒了多半缸子,他從包里拿出一袋中藥,燙在里邊。
辦公室進進出出的都是人,有稿費需要簽字,有稿件需要終審……我坐在沙發(fā)上,看他一件一件處理。間或說兩句話。來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jié)果。
最后三次見他都是在文學(xué)活動中。其中第六次,是前年10月,在一次活動中。作為組織者的他坐在靠近后門的地方,中途休息時,他叫我:慧慧,給我倒杯水吧。我倒一杯端給他,他把水倒在面前的大杯子里,把袋裝中藥燙進去。
我爸有高老師的微信。有一天他說:怎么高老師老長時間不發(fā)朋友圈了?我趕緊翻看,有半月了。問弟弟,弟弟說情況不好。
5月30日,他魯院的同學(xué)在微信上問我知不知道近況,我說我問問弟弟。一邊走出辦公室。電話接通,我還沒說話,那頭傳來哭聲。長大以后我還沒見弟弟哭過。弟弟說高老師情況很不好。我們決定第二天去看他。
早晨五點往德州趕,剛過了禹城,收到消息,他凌晨四點鐘去世了。
弟弟說:“要堅強。高老師不在了,更需要我們把他沒做完的事繼續(xù)做下去。首先是自己加倍努力,寫出好東西,再就是多幫助有希望的年輕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