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者，召而聞之也
述職作為一種官員管理監(jiān)督方式由來已久。孟子說：“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敝艽袊栏竦某钢贫龋T侯定期朝見周天子，陳述履職守土的情況。無故不上朝述職的人，要受到嚴厲的責罰。諸侯一次不來朝見就貶低他的爵位，兩次不來朝見就削減他的土地，三次不來朝見，天子就調動六軍進行討伐。后來逐步形成了外任官員向朝廷報告工作情況的制度，叫“上計”制度，也就是書面匯報。西漢制定了《上計律》，凡上報不及時者治罪。
董仲舒特別強調述職朝見的作用，他說“朝者，召而聞之也”。定期或不定期召見地方官員，聽取工作匯報，詢問守職情況，有利于對各級官吏的管理和對地方情況、社情民意的了解，是實施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
今天，我們把述職制度作為黨員干部監(jiān)督方式進行推廣，把述職與述廉結合起來，是針對領導機關、領導干部進行民主監(jiān)督的一項新措施，特別是單位一把手公開述職述廉，在組織和群眾面前作自我說明，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干部一個清白，有利于接受群眾的監(jiān)督、批評和建議，使他們從思想深處認識到自己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群眾，增強其公仆意識；有利于增強其自我約束力，時刻緊繃廉政勤政這根弦，推動黨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對于加強和改進黨內監(jiān)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省天譴而畏天威
皇帝君臨天下，至高無上，口含天憲，予取予奪，但要保證政府、社會的理性運行，皇帝又不能為所欲為，對皇權的限制是行政運行機制的必要環(huán)節(jié)，而實際操作難之又難。從敢逆龍鱗的諫官，到秉筆直書史官；從大膽“封駁”的宰相，到匡正君心的“德教”，中國古人為此用盡了政治智慧和情感意志。董仲舒用“天譴論”“災異論”來制約皇權，是當時社會管理體制的現(xiàn)實需要和對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發(fā)展和提高。
為了論述他的“天譴論”，董仲舒以自己的特殊思想方法創(chuàng)造了一套理論根據(jù)。他說：“天地之間的萬物，有異于尋常變化的，叫做怪異，小一些的叫做災禍。災禍經常是先發(fā)生，而怪異就隨之而來了。災禍，是上天的譴告責罰；怪異，是上天的威力震懾。上天譴責而還不知道悔改，那么就用威力震懾來使其畏懼。《詩經》上說：‘畏懼上天的威力震懾，’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大凡災異的根源，完全都是產生于國家的過失。國家的過失剛剛一發(fā)生，上天就會發(fā)出災害來對其加以譴責警告；如果當政者對上天的譴責警告不知道悔改的話，就會顯現(xiàn)怪異來對其進行警醒恐嚇；對上天的警醒恐嚇還不知道畏懼的話，那么禍殃就會降臨了”。
這兒的“災異”指的一些特別的自然現(xiàn)象，他列舉了很多《春秋》上的記載，如：“日蝕，星隕，有蜮（短狐），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鸛鵒來巢”等等，在董仲舒看來，這些都代表了天的意志，告誡君主：國家政治偏離了正確方向，抓緊回歸正途，否則，上天就會懲罰。這就是他所說的“屈君而伸天”，即要抑制國君的意志，伸張上天的意志。從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引經據(jù)典的目的，是為了把被他神秘化了的自然現(xiàn)象，作為一種社會規(guī)律加以宣揚，論證他的所謂“天譴”論，即君王要“省天譴而畏天威”，時刻自省，心存敬畏，不可造次行事。
應天瑞而順天志
君權天授、天人感應是董仲舒全部思想的核心。他認為，主宰現(xiàn)實社會是神圣的“天” ?！疤臁辈恢苯映雒嬷笓]社會，采取的辦法是將權力授予現(xiàn)實的人，這個人于是成為君主，這就是君權天授論。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說：“臣聽說，天若倚重某個人，想讓他得到天下而成為君王，這時必定會出現(xiàn)人力做不到而自然出現(xiàn)的事情，這就是此人受到天命的憑證，叫作‘受命之符’ 。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上天感應到了他的誠意，祥瑞因此就出現(xiàn)了”。
他舉了很多天降祥瑞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白魚入舟”的故事：武商代紂，在孟津渡黃河，船到中流，突然有條白魚跳了起來，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武王的船上。武王大喜，俯身把魚撿起來，激動地捧著魚祭奠上天。過河后，天空又出現(xiàn)一團火焰，落在武王的隨行帳頂上，立即變成了一只碩大的烏鴉。這就是天瑞降臨，給周武王進行告諭：魚身之鱗象征戰(zhàn)士的甲胄，暗諭興兵討伐；商朝以白色為貴，白色代表著商朝的王權，“舟”“周”同音，代表商朝歸周；火焰色赤，代表周朝屬火德，崇尚紅色。周武王于是興兵伐紂，一舉而得。這是天命史觀一個典型例子，用神秘的方式論證政權的合法性。
上天安排某人為君為王，而作為君王的人也要按天的意志行事，即“王者承天意以從事”。但上天又不能說話下命令，人何以知曉天的意志呢？這是天人感應。天意與人事的交感相應。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xiàn)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所以人君應當經常地“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 ”時刻檢視自己的行為言詞，經常查看民情冷暖，來調整政策措施，確保順天意而應民情。
這顯然是把“天”置于“君”之上了，或者說，在君主之上，還有更高的主宰——“天”。董仲舒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能在一般看來再也無法制約的君權之上，去尋找更高的主 宰——“天 道 ” 這個更高的權力制約因素。
（未完待續(xù)）
□郭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