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撰稿人王德勝
　　金遷都燕京（現北京），德州乃至整個山東省都在金朝版圖之內。德州成為金朝南部區(qū)域進京的門戶，始有“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稱。元開鑿京杭大運河，德州據隋運河之利，成為山東段唯一千年大運河，漕運樞紐地位凸顯。
　　金在德州始設將陵倉，元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運河全線貫通
　　金明昌五年（1194），黃河在河南原陽決口，河道徹底南移?！睹魇贰ぶ尽ぞ砦迨拧酚涊d：“北流絕，全河皆入淮”，運河德州段與黃河不再交叉，運河漕運逐漸恢復。
　　彼時，宋金南北對峙，金朝管轄的大運河只通行于山東及以北地區(qū)，基本沿用了原有航道。運河進入河北后，又在東光境內匯漳河之水，運力進一步增強。運河德州段處于承上啟下的位置，金廷尤為重視，于天會七年（1129）在此設立將陵倉，《金史》載：“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br>　　元初，大運河只有運河德州段等少數河段保持暢通。江南北運的貨物由浙西入江淮，從黃河水道至中灤旱站（今河南黃河北岸封丘西南），然后陸運90公里入御河，經臨清、德州、滄州、天津后運至通州，最后陸運到京城。這條線水陸轉運，勞費甚巨。元朝統(tǒng)治者在試行海運的同時，開鑿新的便捷通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至元八年（1271）郭守敬任都水監(jiān)。十二年（1275），丞相伯顏率兵伐南宋，為了便利運送軍用物資，擬在河北、山東設立水驛。伯顏命郭守敬巡視水道，選擇可設置的地點。郭守敬視察了陵州（德城區(qū)）、大名、濟州（濟寧）、東平、衛(wèi)州（衛(wèi)輝）、沛縣等地以及泗水、汶水與御河相通的總形勢，繪制了地形圖，上報給朝廷?！秶念悺肪砦迨吨吩菏鹿袪睢穼Υ俗隽嗽敿毜挠涊d?！秶念悺份d：郭守敬的這次實地考察，實際上為濟州河、會通河的開鑿進行了設計勘察，做好了準備。至元二十年（1283），元政府開鑿濟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開鑿會通河。這條河從東平安山西南起，經壽張西北到東昌，又西北到臨清，繼而到德州，進御河。它平地開河，完全靠一系列船閘進行節(jié)制，這種突破地勢的起伏，劃時代的“閘化運道”，凝聚了古代水利建設者們的杰出智慧。
　　鼓勵民間運河商運，推動德州經濟的發(fā)展，元升將陵縣為陵州
　　金至元，德州作為軍事重鎮(zhèn)和物資集散地，城鎮(zhèn)人口增長十分迅速，繼而促進了市場消費行為的活躍。運河漕運的拉動以及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溉為內容的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對德州經濟的發(fā)展、市鎮(zhèn)的繁榮起到促進作用。
　　元朝實行鼓勵民間運輸的政策，多次強調并專門下詔書“禁權要商販挾圣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續(xù)資治通鑒》）。民間商運的活躍促進了全國范圍的物資流通，貨物種類包括絲綢、茶、瓷器、鹽、柴及磚瓦、灰泥等。濟州河、會通河開通以后，南方物資可直接過臨清進入德州，源源不斷運到京城，特別是民間所用的糧食，主要依靠運河轉運?！独m(xù)修四庫全書》記載：“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糧食，多一半是客人從迤南御河里搬將這里來賣。”
　　商人逐利，為多拉快跑，他們開始建造超大型貨船。元代大運河德州段河面寬闊，但與其連接的會通河設計河道較窄，只允許走150料的船，商人們建造了三四百料的大船，甚至超過五百料的大船，嚴重超載導致運河航道堵塞，耽誤運期。《元史》記載：“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br>　　當時德州的政治中心，還在平原、恩城、陵城一帶，不符合依托運河努力發(fā)展經濟的形勢需要。因此，元憲宗二年（1252)升位于運河沿岸的將陵縣（今德州）為陵州，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德州可以說是“運河拉來的城市”。南糧北運漸依賴運河，海道運糧被運河運糧所取代
　　1153年，金朝遷都燕京，宮廷建造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從汴梁（今開封）運至北京，同時漕糧北運數量激增，逐漸形成以御河為主干運道，漳河、滹沱河等河流為補充的水運系統(tǒng)。
　　金朝專門在河渠之處設置了從七品的都巡河官，隸屬都水監(jiān)，主要負責巡視河道、修整堤堰、栽植榆柳等河防事情。其中，武城隸屬滑浚都巡河官。后來，運河沿線城鎮(zhèn)倉儲建設，控漕、護堤等管理機構逐漸完善起來，金廷專門下詔，令沿河州縣的官員監(jiān)管河槽事宜。金天會七年（1129），在德州設立將陵倉，專門儲存河南、山東兩省的漕糧，然后通過御河運往北京。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又安排將陵縣的官員監(jiān)管河防事?？滴酢兜轮葜尽肪矶涊d：“（金大定）二十七年，命將陵等縣官帶勾管河防事?！?br>　　為保障制度落實，金泰和四年（1204），曾出臺一部對官吏政績考核的考科法，其中“第十一最”即是要求水務官員確保“堤防堅固，備御無虞，為河防之最。”
　　元都于燕，各項消費無不仰給于江南。《元史》記載：至元二十年（1283），自江南運至京師的糧食不到10萬石；泰定三年（1326）高達335萬石。元初，南糧北運主要采取兩種方式：海運、水陸聯(lián)運。海運從蘇州太倉瀏河入海，繞山東半島，從大沽上岸。水陸轉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由長江輾轉入淮，逆黃河上達中灤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陸運90公里至淇門（今河南浚縣西南），再入御河（今衛(wèi)河），水運至大都。當年，御河邊的陵州（今德城區(qū)）地位相當突出。1253年，陵州從河間路獨立出來，它在地理位置上毗連河間路，而行政關系隸屬濟南路，中間隔著東平路、德州（在今陵城區(qū)）等區(qū)域，屬于特征明顯的飛地管理模式。這期間，還把元中統(tǒng)年間設置的青城縣劃歸陵州。而此前，本該屬于濟南路的臨邑，則為河間路直轄六縣之一。這種情況的出現，當與陵州倉收納山東稅糧的職能有關。
　　元政府對漕糧的繳納與管理，是一個逐步完善、加強的過程。
　　元朝初年，朝廷就對繳納實物稅糧做了具體規(guī)定。中統(tǒng)二年（1261）元廷進一步明確，民戶可以到就近的河倉繳納。當時，元朝在京畿重地設有22個官倉，根據《元史·食貨志》記載，這些官倉中最早設立的為中統(tǒng)二年（1261）的萬斯北倉、千斯倉隊及通濟倉。河倉有17處，僅陵州、館陶兩個飛地河倉。其中，陵州倉由將陵倉改建而來，并設置有專門管理機構。乾隆《德州志》記載：“至元三年（1266），改將陵倉為陵州倉，設監(jiān)支大使等官?！敝猎辏?283）八月，濟州河開通以后，十月，設立東阿至御河的水陸驛站以便遞運，徙濟州潭口驛于新河魯橋鎮(zhèn)。準備由泗水接新河至東阿，再陸運至臨清接御河。至元二十七年（1290）夏，罷海道運糧萬戶府，即改利津海道運糧萬戶府為臨清御河運糧上萬戶府，直屬樞密院。臨清萬戶府級別很高，管轄區(qū)域除了包含德州段外，一直到天津。元貞三年（1297），在德州設置捕盜司，負責入京的漕運事宜。
　　少數民族內遷、運河商業(yè)文化興起，豐富了當地居民的生活習俗
　　金元時期，蒙古族、回族等大批少數民族內遷德州，同時也帶來了多樣的文化民俗形態(tài)。運河的貫通，讓商業(yè)文化走進并融入傳統(tǒng)的農耕文化，深深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及生活方式，使節(jié)日禮儀、飲食服飾、婚喪嫁娶、娛樂消遣以及生產生活在內的風俗習慣呈現多姿多彩。
　　語言方面，德州人管池塘叫“海子”，就源于蒙語。飲食文化方面，以游牧生活為主的蒙古族人日常食物離不開牛羊肉及各種奶制品?；刈迦艘嘀皇撑Ｑ蛉狻６丝谧疃嗟臐h族人，主食以米、面為主，副食受蒙古等族的影響，也多食牛羊肉等，更多食豬肉。在主食方面，雖這時期仍有南北食之分，但隨著水稻在北方的普遍種植，在德州運河區(qū)域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稻米的食用也越來越普遍。
　　在歲時風俗方面，清明節(jié)前后，民間盛行運河岸邊踏青斗草；中秋節(jié)前后，官員常至北廠巡倉。在婚喪嫁娶習俗方面，元朝廷接受漢族傳統(tǒng)，同時強調，各族人自相婚姻，應按本民族的傳統(tǒng)禮儀舉行婚禮，不同族通婚則要以男方民族的習俗舉行婚儀。明令禁止了“指腹割衿”“華侈相尚”等陋習。在潘倩菲主編的《實用中國風俗辭典》還特別指出，“指腹割衿”的風俗源于魯北地區(qū)。
　　宋金對峙時期，德州以及北方運河地區(qū)一大批不愿仕金而投身道門的漢族地主知識分子，以道教為“華夏正統(tǒng)”而積極傳道布教，最為突出的就是全真道和真大道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全真道是金元時期北方地區(qū)最大的道教新派。真大道為今樂陵人劉德仁所創(chuàng)。劉德仁，本為金朝進士。他自稱有一白眉須老人傳授《道德經要言》，因此創(chuàng)教。《元史·列傳》記載：“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tǒng)轄諸路真大道，賜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清志，其教益盛?！?/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