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彥輝

    10月26，文化部東方華夏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秘書長、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院長高德魁一行來我區(qū)考察東方朔文化。區(qū)政協(xié)主席張法利，副區(qū)長霍憲濤、王貞，德州市幼兒師范黨支部書記邢志軍陪同。高德魁一行先后到東方朔公園、區(qū)歷史博物館、神頭鎮(zhèn)東方朔墓、漢墓群進行實地參觀考察，并召開座談會。高德魁認為我區(qū)歷史豐厚，文化古跡眾多，具有很好的開發(fā)資源，并對東方朔文化的挖掘與弘揚給予了肯定。高德魁希望要對全區(qū)的文化進行深挖、整理，做好整體發(fā)展規(guī)劃，以東方姓氏文化帶動東方朔文化的弘揚與發(fā)展，樹立起東方朔文化品牌。張法利對考察組一行的到來表示感謝，同時也希望專家們對東方朔文化的發(fā)展、建設提供支持，帶動當?shù)芈糜萎a業(yè)，促進全區(qū)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田俊霞）
    （上接529期）
    但東方朔在求仕的方式方法上又是錯位的。一則“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武帝雖然“偉之”，卻不像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即召見” ，亦非徐樂、嚴安之流，令武帝有相見恨晚之嘆：“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東方朔的上書字數(shù)是驚人的，如果書寫材料是木牘，字數(shù)可高達200萬字到900萬字，即使使用竹木簡，字數(shù)也不會少于9萬字到48萬字 ，盡管這個“三千”屬于虛指，但從武帝“讀之二月乃盡”來看，字數(shù)一定高得驚人。武帝此年不過17歲，還有很強的好奇心，所謂“上偉之”，師古注曰：“以為大奇也”，即對“讀之二月”的上書從沒見過，因此激發(fā)了武帝的興趣。但也僅僅奇之而已，上書的內容或許沒有打動武帝，所以既沒有像終軍那樣，帝奇其文，即拜為謁者；也沒有如主父偃、徐樂、嚴安那般皆為郎中。以此可以推知，洋洋三千奏牘除了“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外，可能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內容，所以班固不予采錄。趙翼評價說：“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后世，豈不以妄誕得罪”。當然，東方朔當時年僅22歲，涉世不深，于國事時局不會有太多的省悟。不幸的是他在上書中的“高自稱譽”或許在武帝的心中已經烙下了狂妄滑稽、荒誕不經的印記。
    錯位之二是以詼諧見幸，以滑稽行事。東方朔待詔公車一年有余，通過恐嚇侏儒待詔金馬門，又以“射覆”、變詐多端力挫郭舍人等擢為常侍郎。在這個過程中，充分顯示了他的機智、果敢和才思敏捷。建元三年，以《諫起上林苑疏》、奏《泰階》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金。”三年之中平步青云，從一介草民躍為比千石之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中大夫，秩比千石。”東方朔在一年之中，即從常侍郎晉升到太中大夫，所作《諫起上林苑疏》發(fā)揮了極大作用。他在文中大呼：
    今規(guī)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yè)，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
    長養(yǎng)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fā)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
    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
    此疏文采飛揚，亦散亦賦，傷國家之危，哀百姓之苦，充分展示了東方朔的文學才華和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因此贏得漢武帝的青睞。
    但是，從仕途上來說，太中大夫也成為東方朔一生政治生涯的頂點，不久即因“不敬”獲罪免為庶人，后雖復為“中郎”，卻再也無緣晉升半職，終老一生。東方朔復為中郎年方而立，正是一個人奮發(fā)圖進的黃金時期，而他卻從此持戟廊下，郁郁不得其志，究其原因或許是性格使然。縱觀其生平行跡，彰顯的無非恃才傲物、性情狂放和不拘禮俗，而這恰恰是古今官場生態(tài)的禁忌。他的恃才傲物既表現(xiàn)在早年上疏言事的“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也反映在晚年的“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shù)萬言”，是為以滑稽始，亦以滑稽終。他的性情狂放和不拘禮俗既表現(xiàn)在“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又表現(xiàn)在伏日割肉、反復娶婦和小遺殿上。
    禮俗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遵守的秩序，官場如此，民間亦然?？鬃右詾?，“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所以，孔子于鄉(xiāng)黨，“恂恂如也”；入宮門，“鞠躬如也”；經過君的空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故曰“恭則不侮”。東方朔的恃才傲物、“敖弄”公卿，雖然沒有見罪武帝，但卻未必見容于朝堂。而他的不拘禮俗，最終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落得“上頗俳優(yōu)畜之”的結局。對此，班固的評價應當是比較中肯的，于其逢占射覆，則“其事浮淺，行于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于其學術，則“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于其行跡，則“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yōu)，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
■宦皇帝與朝隱
    東方朔一生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晚年作《誡子詩》表達了自己“依隱玩世”的心跡，揚雄在《法言》中譽之為“朝隱”。逢三國兩晉世態(tài)險惡，朝堂傾軋，東方朔的“朝隱”意識得到竹林七賢一類士人的推崇，嵇康贊其為“達人也，安乎卑位”，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稱譽曰：
    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茍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jié)；明節(jié)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李白，也作《玉壺吟》唱曰：“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現(xiàn)代學者或認為東方朔的“隱”顯然是為“朝”而隱，借隱逸于朝廷以期得到用世機會，這才是東方朔“朝隱”思想的精髓所在。并且認為東方朔酒酣而歌“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的自愈，與其《誡子詩》的“依隱玩世”在“思想脈絡是完全一致的，都體現(xiàn)了一種典型的‘朝隱’思想。 ”“朝隱”無疑是東方朔在《誡子詩》表達的真實想法，但能否說他入仕之后就有“朝隱”情結，就是“大隱隱于朝”呢？或者說身在朝堂而“安乎卑位”，能否稱之為一種隱逸方式？筆者認為仕宦是東方朔的人生追求，不能說沒有在政治上建功立業(yè)就可以自愈為“朝隱”，就可以比況為身在朝堂而追求自己的獨立人格。
    關于事君之道，孔子有論：
    勿欺也，而犯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在孔子心中，事君就要堅持道義，要敢于犯顏直諫，隱逸則是離開朝堂，避世鄉(xiāng)野。漢武帝時期，正值大漢帝國政治相對清明，“通一伎之士”各顯宏圖之時，并非君主昏聵，黨同伐異的世道，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不存在逼迫士人遠遁深山的氛圍。武帝雖然難免專斷，但還是能夠虛心納諫，有一定容人之量。比如汲黯就曾當廷譴責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大怒而罷朝，退而與臣下評議說：“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如汲黯之行，稱之為追求獨立人格可也，至如東方朔既要直諫，又恐獲罪，因此“詼諧以取容”，何從談得上追求獨立人格？所以，東方朔的依隱避世論，最多他是晚年的一種心態(tài)，或為自嘲，或為誡子，絕非平生追求。
    就褚少孫補寫的《東方朔傳》與《漢書》比較，褚少孫所補相對簡略，且時間次序錯亂。班固則詳加考辨，凡劉向所錄備具于書，鑒于“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于朔，故詳錄焉”。對此，顏師古感同身受，注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于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嘆矣。 ”既然《漢書》本傳未載，“皆非其實”，則我們對東方朔生平事跡的考察只能以《漢書》為準。
    據(jù)《漢書》記載，東方朔不僅在武帝建元元年的上書中表達了“可以為天子大臣”的志向，而且復為中郎之后，亦未改初衷，故班固記云：“后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zhàn)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 ”只是由于“終不見用”，才作《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用位卑以自慰諭。 ”傅春明先生以為，東方朔作此兩篇事在武帝太初三年（前102）至太始元年（前97）之間，此時他已年逾60有余。或以為東方朔在《據(jù)地歌》中表達的“朝隱”說辭是其早年的情結，歌中吟唱的“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也確實可以作出這樣的解釋。但前提是要首先搞清《據(jù)地歌》的創(chuàng)作時間，否則不利于觀察他的心路歷程。
    據(jù)褚少孫記述的時間順序，其酒酣而歌事在“任其子為郎”之后。何為“任子”？漢代“任子令”規(guī)定：“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史書所載東方朔仕宦的最高秩級不過“比千石”，按制沒有任子為郎的資格，是他復為中郎以后秩級曾經晉升，還是皇帝對侍臣的特別恩賜？目前已經不得而知。那么，“任其子為郎”之事大體應該發(fā)生在他人生路程的哪一時段呢？據(jù)他在自述所說：“朔少失父母，長養(yǎng)兄嫂”，由此可以判斷他的婚配不會太早。如果按褚少孫的說法，“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來分析，東方朔娶妻或者在上《諫起上林苑疏》，得“賜黃金百斤”之后，即二十四五歲左右。
    既如此，任其子為郎的時間就不會太早。一般來說，按漢代的年齡劃分標準，7至14歲稱為使男、使女。另據(jù)史書記載，以郎侍中的年齡不會小于13歲，比如桑弘羊即“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由此論之，東方朔任子為郎的時間最早也應在元狩年間以后，如此，他據(jù)地而歌的年齡當在40歲開外，絕非早年就已萌生的心境。所以，傅春明是將《據(jù)地歌》的創(chuàng)作時間列在太始二年（前95）亦即東方朔66歲以后，這或許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實上，東方朔避世朝堂的心境本身也是矛盾的，而非一以貫之。他在上書陳農戰(zhàn)強國之計欲求試用而“終不見用”之后，或許已經對自己的仕途心灰意冷，并由此心生退隱之念。據(jù)閻步克先生的意見，無論是大夫系列還是郎官系列，在當時都屬于“宦皇帝”，“是一個專門奉侍皇帝的侍從、近衛(wèi)的內官系統(tǒng)”，最初沒有俸祿，屬于散官性質，景武之際才有了“比秩”，盡管如此，仍然不屬于國家的行政官員，而是“非吏”。也就是說，東方朔終其一生在仕途上還停留在“宦”的層面，始終在“宦”與“仕”之間一腳門里一腳門外。這種處境對他而言是非常尷尬的，因為與他同時或稍后上書言事的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終軍、嚴安、徐樂等“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唯他“獨不得大官”，這種訴求與結果之間的巨大反差對一個飽讀群書、恃才傲物的人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心理上的煎熬，毋寧說是一種心靈摧殘。而他最后一次向武帝“自訟”，“辭數(shù)萬言”，委屈、不甘，想必躍然簡上，但卻“終不見用”，以花甲之身，為諸郎嘲諷，又何以堪之。此情此景，最后促使東方朔不再對“仕”抱任何幻想，于是作《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以明志。也應當大體同時，在他的內心萌動了“隱”的幻化，作《磋伯夷》以自況，其辭曰：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于首陽。
    想到自己才華橫溢，胸懷天下，卻與郭舍人等同列，以調笑、滑稽的方式博得皇上一笑，邀得金帛美食，內心的痛楚與無奈哀婉難銷。窮隱于窟穴雖非平生所志，但與其強顏為笑，莫如從孤竹于首陽。
    然而，東方朔畢竟身在朝廷，“飽食安步”，何況“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以“宦”代農，所以心存隱思即可，“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這或許就是東方朔心態(tài)轉化的軌跡，自身的處境觸動了內心的隱痛，高年之身難以另謀生業(yè)，久居宮廷的慣性令人戀戀不舍，而以郎外任的同僚大多身敗名裂，“困于衣食，或失門戶”，與其“從孤竹于首陽”，不若全身于朝堂，故而作《誡子詩》以表白自己的選擇，以對子孫有所規(guī)誡。
    所謂“飽食安步，以仕代農”，是對自己生平的定位；所謂“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對自己形跡的寫照和“獨不得大官”的解釋。但自己雖有隱逸之思，卻沒有勇氣窮隱山林，于是轉而“非夷、齊而是柳下惠”，誡其子曰：“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這與其說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一種疏離和抗爭，不如說是對人生際遇的一種安慰，故班固才中肯地評價為“以自慰諭”。
■余論
古代的“隱”與“仕”相對，指不事王侯，不臣天子，與當權的在位者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士人實現(xiàn)隱逸的途徑有二：一是終生不仕，不慕功名利祿；二是仕而后隱，是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外還有一種以隱沽名的“假隱”，即“假巖穴以釣名”。而“大隱隱于朝堂”之說，能否列為“隱”之一途是有待商榷的。
    當然，我們推究東方朔隱逸意識的形成和對“朝隱”的質疑，不是要否定他的歷史地位。從總體上說，東方朔的貢獻在于文學與滑稽，肯定他的文學價值和弘揚他在文化領域的杰出貢獻，實際上不需要為他的政治生涯過多粉飾，更不需借用那些在權利場掙扎或受貶斥者一時心境下借古消愁的謳歌去唱響今天的文化大戲。學有專長，術有專攻，一個人只能在某一方面發(fā)揮自己的才能，而不可能在諸多領域都走在時代的前沿，逞一時之雄風。所以莊子才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正因為如此，歷代君主在人才的使用上才各盡其才，各逞其能。東方朔的專長在文章，其滑稽的性格并不適合官場。對此，班固早有宏論，所謂“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 ”在文化振興的過程中，武帝對東方朔的賞識主要在他的文辭上，故曰：“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 

    東方朔之才，在于詩賦文章、敏捷詼諧，而不在于“持論”與治民。正如吳質在《答魏太子箋》中所云，如東方朔之流，“雍容侍從”可也，若乃邊境有虞，則非其任也。長于議論，善于詩賦，未必適合吏職，所以嚴助、吾丘壽王等輩，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卒以敗亡”，令天下寒心。一言以蔽之，為東方朔的仕途畫蛇添足未必增輝，反之也未必暗淡其華彩。